百度 好不容易飞了10几个小时，来到了北欧，怎么能不玩个够本儿再走。

　　【英雄，从未远去】

　　今年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0周年。80年来，无数历史观察者、研究者、讲述者，于年轮缝隙中挖掘线索，在时光长河里打捞星魂，渐渐拼凑、还原了那段铁马金戈、波澜壮阔的历史。其间，无数鲜活的生命以身入局，为民族独立、人民解放做出巨大牺牲与贡献。编织记忆的经纬，他们的身影逐渐清晰……

　　收藏：以旧物为媒的跨时光对话

　　“尽可能让每一位烈士都留下姓名。”

　　博物馆的展柜里，静静地躺着一张泛黄的名片。谈起它的由来，吴先斌记忆犹新。

南京民间抗战博物馆馆藏 陈中柱将军名片（图片由受访者提供）

　　那是2012年，刚下过第一场雪，南京民间抗战博物馆馆长吴先斌受邀来到一位老藏家的住所。在堆满旧物的房间里搜寻了三小时，他仍未找到中意的藏品。一旁的藏家开口道：“看你是行家，瞧瞧这个吧！”说着，藏家掏出一张泛黄的名片。

　　名片正面印着：鲁苏皖边区游击第四纵队司令陈中柱，背面是将军手迹：兹有总部第一总队水上游击大队，部队东去，以予通过。这是件珍贵的抗战文物，在与藏家协商后，他将名片请回博物馆。

　　几经辗转，吴先斌联系到陈中柱将军的遗孀王志芳与他们的女儿陈璞。望着名片，鲐背之年的王志芳半晌未语，然后喃喃道：“又见到你们的父亲了……”名片展出后，陈璞好几次走进展厅。她在留言簿写下：爸爸，我今天见到您的笔迹和印章，回忆往事，又像见到您一样！落款处，她特意署了乳名“红秀”——父亲生前对她的爱称。

陈璞女士的留言（图片由受访者提供）

　　1941年6月，陈中柱将军在兴化武家泽率部与日伪军激战三日，最终身中六弹壮烈殉国，年仅35岁。时间来到2015年，99岁的王志芳走进博物馆，她紧紧捧着丈夫的名片，写下了质朴却热烈的五个字：我爱陈中柱。

王志芳女士的留言（图片由受访者提供）

　　泛黄的名片不再是行军道具，留言簿上的手书也不只是后人思忆，它们两两相聚，仿佛展开了一场跨越时空的对话。

　　馆内随处可见英雄的名字、手印，在吴先斌眼里，这都是先烈曾来过、奋斗过的印记。图为吴先斌展示他收藏的侵华日军于南京施暴的照片。（图片由受访者提供）

　　“淘金”：在故纸堆中拾遗英雄荣光

　　“面对这种审讯，几乎没有做任何供述。”

　　这是一份1933年日方报告中的一句话。翻阅资料，赵新利又发现了吴振鹏和王履冰的名字。他们因信仰相识，相知相爱，于战火中共赴国难。

日方档案复印件。（光明网记者 王蕾摄）

　　从档案里“淘金”，中国传媒大学教授赵新利一“淘”就是几十年。2008年，正在日本攻读博士学位的他，将目光投向日本博物馆与档案馆，开始系统梳理中共新闻宣传史料。他在如山的故纸堆中，寻找一份传单、一个名字、一段故事。“发现有价值的内容，那种愉悦就像……”赵新利望着数百万页、贴满标签的档案集微笑道，“就像在水里摸到金子。”

　　1926年，20岁的吴振鹏在《中国青年》上发表小说《端午节》，揭露资本家对工人的压榨；1927年，他主编《红灯》，希望以“红灯永远照亮着”点燃青年热血。然而1933年5月，因叛徒出卖，他与怀孕的妻子王履冰双双被捕。狱中，他为未出世的孩子写下绝笔：孩子，你要相信爸爸是爱你的，但是为了全世界的劳苦大众和中华民族子孙后代的幸福，爸爸不能等你了！次日，27岁的吴振鹏壮烈牺牲。同年，日方的报告中写下了前文那句：面对这种审讯，几乎没有做任何供述。

赵新利教授在整理档案。（光明网记者 王蕾摄）

　　“敌方记录与我方叙述一致，烈士姓名、被捕时间、牺牲经过……”来自敌营档案中的寥寥数笔，让赵新利感慨万千，“这些散落于故纸堆的记录并非虚构，是险些遗失的历史。”在他眼里，这些第三方史料不仅证明了英雄事迹真实可信，更有力地回击了甚嚣尘上的历史虚无主义。

　　“提灯”：依现代科技重铸英烈“归家路”

　　“二哥啊……”

　　几天前，家住山东省威海市侯家镇的赵桂茂，接待了几位特殊的访客。看到对方拿出的DNA鉴定报告，赵桂茂的双手止不住颤抖——这份报告证实，他寻找了77年的二哥赵桂金，回家了。1927年出生的赵桂金是华东野战军第九纵队的一名班长，1948年9月在济南战役中牺牲，年仅21岁。

赵桂金烈士的身份认定材料（图片来自 济南市退役军人事务局）

　　这场跨越半个多世纪的重逢，离不开背后“提灯者”的努力。山东第一医科大学司法鉴定中心的队员们，就在其中。“几年前，我们受济南市退役军人事务局委托，组建了一支英烈回乡团。”中心主任于春江讲述了他们的故事。

　　2024年3月，济南历城革命烈士陵园利用升级改造的契机，打开了园内一座埋葬有800余位无名烈士的合葬墓，利用DNA技术溯源其身份。“中心接到任务后，立即组织人员开展遗骸整理工作，归纳遗物、检查骸骨、判断伤情。”于春江介绍道，“我们把检材带回实验室，并将提取出的DNA放到数据库中比对，初步判断烈士可能的故乡、亲属。”

鉴定中心成员在整理烈士遗骸（图片由受访者提供）

　　这是项充满挑战的工作：由于地下水的渗透，不少棺椁内已形成菌落生态，白色菌丝覆盖遗骸；棺椁从地下抬出后，很多都已腐朽不堪，搬运十分困难。

　　“其实，环境恶劣没什么，最让大家头疼的是反复检测，仍无法提取有效DNA。”起初，于春江与队员们希望从股骨入手，因其粗壮，包裹的肌肉较厚，利于检测。“可很多烈士的股骨条件复杂，反复提取也无果。”

　　聊到条件为何“复杂”，于春江叹了口气。随着整理工作的推进，遗骸上的伤痕渐渐清晰。有些烈士的股骨被整齐砍断，断面光滑。“一看就是被锋利的刀直接斩断的，那可是大腿骨！不是近身肉搏，不可能这么惨烈。”虽从业多年，可于春江初次看到这些断骨后也难免鼻头一算。这些战士牺牲时年龄在20岁左右，“有的只有十几岁，相当于现在的高中生。”

　　面对反复提取仍旧无果的现实，望着这群埋葬了半个多世纪的孩子，队员们不甘心。“试试牙齿？”“太硬了，很难提取有效DNA。”“恰恰因为硬，DNA的保存也许更好？”经过讨论，团队调整方向，从牙齿入手，一下子打开了局面，100余位墓中的烈士先后确认了身份。

鉴定中心成员在搬运整理好的烈士遗骸（图片由受访者提供）

　　如今，于春江忙碌的身影依旧穿梭于陵园与实验室间。他判断，运用现代技术，团队可以确认墓中80%的烈士身份，帮助他们寻到故乡或亲属。

　　在历史的长廊里，总有这样一批拾光者，他们奔走四方，收纳烈士遗物；披沙拣金，整理纸缝中的线索；点亮星火，带流散的英魂归家。有了他们，历史的记忆不会被时间截断，英雄图卷得以代代绵延。

策划：李方舟 董大正

撰稿：董大正 王蕾 任子薇